看见内在的自己——情绪常态与非常态的心理机制探析

《看见内在的自己——情绪常态与非常态的心理机制探析》

摘要

情绪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核心构成，焦虑、抑郁、高兴、愤怒等基本情绪反应既是个体适应环境的心理工具，也是内在自我状态的直观投射。心理学家崔冰提出的情绪常态与非常态划分理论，为理解情绪本质提供了重要框架：常态情绪由具体现实事件激发，通过无望感、情绪情感、社会功能、躯体症状四维度可衡量其可控性；非常态情绪（心理健康问题）则是压力源与个体易感性基础（生物学因素、人格特质或心因性因素）交互作用的结果。本文结合精神分析、人格心理学等理论，深入解析情绪反应的心理机制，探讨如何通过觉察情绪本质看见内在自我，为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维护提供理论参考。

关键词

情绪常态；非常态反应；易感性基础；自我觉察；心理健康

一、情绪的双重面孔：常态与非常态的本质划分

情绪作为个体对内外环境刺激的主观体验，其存在本身并无绝对的正负之分。崔冰指出，焦虑、抑郁、高兴、愤怒等基本情绪是人类日常最普遍的情感反应，在可控范围内均属于常态表现。这种常态情绪的核心特征的是与现实刺激的关联性——即情绪的产生有明确的具体事件诱因，且通过“无望感、情绪情感、社会功能、躯体症状”四维度评估可见其暂时性与适应性。例如，工作失误引发的短暂焦虑、亲友离别带来的适度悲伤，均是对现实事件的合理回应，这类情绪会随着情境改变或个体适应而自然缓解，且不会对社会功能造成持续性损害。

从心理学理论视角看，雅各布森在情绪研究中强调，正常情绪的本质是“与暂时的外部现实和内部现实相和谐的临时性自我状态”，其核心在于具备有效的现实检验能力。常态情绪下，个体能够清晰感知情绪的来源与强度，通过自我调节维持情绪与行为的平衡，这与崔冰提出的“可控性”标准高度契合。正如悲痛情绪的正常表达，虽可能伴随短暂的情绪低落或躯体不适，但本质上是个体处理丧失体验的健康过程，无需刻意压抑或消除。

而非常态情绪（即心理健康问题层面的情绪反应）的本质区别，在于其脱离了现实刺激的适度约束，形成了持续性的情绪紊乱。崔冰的理论揭示了其关键机制：现实压力源仅为激发因素，真正导致情绪异常的核心是个体的易感性基础——在压力事件前后充当情绪维持的关键变量。这种非常态情绪往往表现为：无望感持续存在且与现实情境不成比例；情绪体验极端化（如持续抑郁或莫名焦虑）；社会功能显著受损（如回避社交、无法正常工作）；躯体症状反复出现（如慢性头痛、失眠等）且无明确器质性病因。雅各布森将这类情绪描述为“病理性动机的情绪”，其根源在于现实检验能力的受损，使得情绪能量无法通过正常途径释放，最终陷入持续的紊乱状态。

二、非常态情绪的形成机制：压力源与易感性基础的交互作用

（一）现实压力源：情绪异常的外部激发因素

常态与非常态情绪的产生均离不开现实事件的刺激，但两者的核心差异在于情绪与压力源的关联方式。常态情绪中，压力源是具体、明确且暂时的，情绪反应与事件严重程度相匹配，如考试失利后的短期抑郁、人际冲突引发的暂时愤怒。而当压力源持续存在（如长期职场压迫、慢性创伤）或被个体过度放大时，就可能成为非常态情绪的激发点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并非所有持续压力都会导致情绪异常。崔冰的理论强调，压力源仅为“激发因素”，其能否引发心理健康问题，关键在于个体是否具备易感性基础。例如，同样面临长期工作压力，部分人能通过自我调节维持情绪平衡，而另一些人则可能发展出焦虑症或抑郁症，这种差异本质上是易感性基础的个体差异所致。

（二）易感性基础：情绪异常的核心维持因素

 

崔冰提出的易感性基础双线索理论，为解析非常态情绪的形成提供了清晰框架，结合现代心理学研究可进一步深化其内涵：

线索一：生物学因素（遗传因素或器质性因素）。遗传研究表明，情绪障碍具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，高神经质特质的遗传倾向会增加个体对焦虑、抑郁的易感性。从生理机制来看，这类个体的大脑神经递质（如γ-氨基丁酸、血清素）存在先天性失衡，杏仁核等情绪中枢过度活跃，导致对压力刺激的情绪反应强度显著高于常人。器质性因素如脑损伤、神经退行性疾病等，也可能直接影响情绪调节的生理基础，使个体在面对轻微压力时就容易出现情绪异常。

线索二：人格特质因素或心因性因素。五因素人格模型的研究证实，神经质特质是情绪障碍的重要风险因素——高神经质个体更容易体验负面情绪，对压力刺激表现出过度担忧和敏感，这与崔冰提出的“人格特质因素”完全吻合。而心因性因素则更多源于个体的心理成长经历，如童年时期的创伤、不良客体关系、不合理认知模式等。雅各布森指出，婴儿期固着或被压抑的创伤经历，会导致个体在成年后面对类似情境时，无意识地重复童年时期的情绪反应模式，从而阻碍情绪的正常调节。例如，童年时期缺乏安全感的个体，成年后可能在亲密关系中表现出过度焦虑，即使没有明确的负面事件发生，也容易陷入持续的担忧和不安，这种心因性易感性会持续维持异常情绪状态。

这两种易感性线索并非孤立存在，而是相互作用形成合力。生物学层面的遗传倾向可能影响人格特质的形成（如高神经质特质的遗传表达），而心因性因素（如童年创伤）也可能通过长期应激改变大脑生理结构（如海马体体积减小），进一步增强个体的情绪易感性。这种交互作用使得个体在面对现实压力时，情绪反应更容易突破常态边界，发展为心理健康问题。

三、看见内在的自己：情绪觉察与心理健康的路径探索

（一）通过四维度评估，觉察情绪的常态边界

崔冰提出的“无望感、情绪情感、社会功能、躯体症状”四维度，不仅是区分情绪常态与非常态的标准，更是个体自我觉察的有效工具。通过定期自我反思：近期是否存在持续的无望感？情绪体验是否过于极端或莫名出现？社会功能（工作、社交、家庭角色）是否受到影响？是否有不明原因的躯体不适？个体可以及时捕捉情绪的异常信号，避免其发展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。

例如，若发现自己连续两周以上心情低落、对以往喜欢的活动失去兴趣（情绪情感维度），同时伴随工作效率显著下降（社会功能维度）和持续失眠（躯体症状维度），则可能处于非常态情绪的早期阶段。此时的觉察并非为了自我批判，而是为了及时采取调节措施，如寻求社会支持或专业帮助，这是看见内在自我需求的第一步。

（二）探索易感性基础，理解内在的情绪模式

看见内在的自己，核心在于理解自身的情绪易感性特征。对于生物学层面的易感性（如遗传倾向），个体无需过度焦虑，而是可以通过科学认知接纳自身特点——例如知道自己属于高神经质特质，就可以提前学习情绪调节技巧（如正念、深呼吸），在压力出现时及时干预。

而对于人格特质或心因性层面的易感性，自我觉察的关键在于追溯情绪模式的根源。例如，若发现自己总是在人际冲突后陷入持续的自责和抑郁，可能与童年时期“必须做到完美才能被认可”的不合理信念有关。通过觉察这种内在信念对情绪的影响，个体可以逐步打破旧有的反应模式，建立更健康的情绪调节方式。雅各布森强调，将被压抑的无意识冲突带入意识层面，是解决病理性情绪的关键——这正是自我觉察的深层价值所在。

（三）接纳情绪本质，构建健康的情绪调节方式

看见内在的自己，最终要走向对情绪的接纳与合理调节。无论是常态还是非常态情绪，其本质都是个体内在需求的表达：焦虑可能是对安全的渴望，抑郁可能是对自我价值的迷茫，愤怒可能是对边界被侵犯的抗议。崔冰的理论提醒我们，常态情绪无需压抑，非常态情绪也并非洪水猛兽——它们都是内在自我的“信使”，传递着个体的心理需求。

健康的情绪调节并非消除情绪，而是在觉察的基础上实现情绪与行为的平衡。对于常态情绪，可通过合理表达（如向他人倾诉愤怒、允许自己悲伤）释放情绪能量；对于早期非常态情绪，可通过调整认知（如纠正“我必须做到完美”的不合理信念）、增强社会支持（如与亲友沟通）、改善生活方式（如规律作息、适度运动）等方式调节；当情绪异常严重时，则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干预，这是对内在自我负责任的表现。

四、结论

情绪是内在自我的一面镜子，常态情绪映照出个体与现实的和谐适应，非常态情绪则揭示了内在需求的失衡与未被满足。崔冰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情绪本质的重要框架：情绪的常态与非常态并非绝对对立，而是取决于现实压力源与个体易感性基础的交互作用，通过“无望感、情绪情感、社会功能、躯体症状”四维度可清晰划分其边界。

看见内在的自己，本质上是一个通过情绪觉察、探索易感性基础、接纳情绪本质的过程。这一过程不仅能帮助我们区分情绪的常态与非常态，更能让我们理解自身的情绪模式与深层需求，从而构建健康的情绪调节方式。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，压力源无处不在，唯有学会看见并理解内在的情绪自我，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维持心理平衡，实现真正的心理健康。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索易感性基础的干预路径，为非常态情绪的早期预防与干预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支持。

作者：崔冰
心理咨询专家、青岛西海岸新区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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